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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學生未能如常上學:從 School Refusal 到 School Non-Attendance的臨床反思 — 一位臨床心理學家的校園觀察

  • 作家相片: PLUS Wellness
    PLUS Wellness
  • 2月9日
  • 讀畢需時 4 分鐘

從實務經驗談起:今年「返唔到學/唔返學」的個案,似乎增加了 

作為一位同時在校園及臨床場景中工作的臨床心理學家,我並未掌握政府層面的統計數據,然而在實務工作中,確實觀察到今年被轉介為 school refusal 或長期缺課的學生數目有所增加。這一現象促使我對「學生未能如常上學」這一議題作出更多反思。 


在不少轉介討論中,焦點往往迅速落在一個實際而迫切的問題上: 「如何令學生重新回到學校?」 尤其當學生未滿十五歲時,這個問題更顯得迫切而具壓力。 然而,這亦令我不禁思考: 當學生未能上學時,我們是否過早將焦點放在「回校」本身,而忽略了其背後的歷程與脈絡? 

 

從 School Refusal 到 School Non-Attendance:概念上的轉向 

在海外文獻中,近年逐漸出現一個傾向:研究者嘗試避免單一地使用 school refusal 這一標籤,而改以較為描述性、非道德判斷的用語,例如: 

  • School avoidance:多與情緒困擾(如焦慮、情緒低落)相關 
  • School withdrawal:較多涉及家庭或照顧者層面的因素 
  • School non-attendance:用以概括學生未能如常上學的狀況,而不預設原因 

這種語言上的轉變,並非單純的名詞修正,而是反映了一個重要的臨床態度: 學生未能上學,並非必然源於單一原因,也未必是一種「抗拒」或「對抗」。 

 

香港處境下的複雜性 

若單純將海外研究結論套用於本地情境,未必能完全反映香港學生所面對的現實。在我接觸的個案中,學生的困難往往並非只與個別情緒症狀相關,而是置身於一個長期高壓、前景不明朗的環境之中,例如: 

  • 整體經濟氣候轉差,對「努力是否仍能帶來回報」的集體疑問 
  • 課程與評估要求逐年增加,學業節奏高度密集 
  • 課外補習、測驗與考試安排頻繁 
  • 人工智能快速發展,令未來職涯路徑變得難以預測 
  • 對「即使擁有學歷,仍未必能換取穩定或理想生活」的普遍不安 

在這樣的背景下,「上學」對部分學生而言,已不再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而可能成為一個持續消耗心理資源的處境。 


當學生未能上學時,我們很容易急於做的事 

在實務工作中,我經常觀察到一個共通現象: 當學生出現 school non-attendance 的情況時,各方都會不自覺地進入「處理問題」的模式 — 

  • 學校關注如何恢復出席率與學習進度 
  • 家長擔憂長遠影響與發展後果 
  • 專業人員嘗試制定介入策略與回校計劃 

這些反應本身可以理解,亦往往出於關心。然而,若在尚未充分理解學生經驗之前,便過早傳遞一個清晰但單向的訊息—「你必須回到學校」,在青春期發展階段中,反而可能引發抗拒、退縮或更深層的僵持。 

 

如果介入的第一步,是理解而非假設? 

在我看來,介入 school non-attendance 的起點,未必是立即訂立回校方案,而是嘗試建立一個非評價、無預設立場的理解空間。 

這並不意味著忽略學校出席的重要性,而是暫時放下對「應該如何」的判斷,先理解學生所處的心理位置與生命脈絡。 唯有在未被標籤、未被預設動機的情況下,學生才較有可能逐步整理自身經驗,並與成人世界重新建立對話。 

從臨床角度而言,這樣的理解過程,本身已是一種重要的介入,有助避免學生接收到隱含訊息—「你現在的狀態是不被接受的」。 

 

臨床觀點:未能上學,往往是一個訊號 

「未能上學」在不少情況下,並非核心問題,而是一個外顯訊號。 它可能反映: 

  • 長期心理負荷已超出個人可調節範圍 
  • 自我效能感或未來想像逐漸削弱 
  • 身體與情緒系統正在嘗試發出「暫停」的訊息 

若介入只聚焦於行為層面的改變,而未處理這些訊號所指向的核心經驗,即使學生短暫回到校園,困難亦可能以其他形式再次出現。 

 

從「回校」作為目標,到「被理解」作為起點 

這並非否定教育制度或學校結構的重要性,而是提出一個臨床上的先後次序: 真正可持續的回校,往往建立於被理解與被尊重的基礎之上。當學生感受到有人願意理解其困難,而非只要求其符合既定期望,他們才較有可能重新與學習、與校園、甚至與未來建立連結。 


結語

當學生未能上學時,我們是否願意先停下來聆聽?無論使用 school refusalschool avoidance,或 school non-attendance 這些術語,核心問題始終不是名詞本身,而是我們如何回應學生的處境。在急於尋找答案之前,也許更值得問的是: 

  • 我們是否真正理解這位學生正在經歷什麼? 
  • 我們是否在無意之中,將「解決問題」置於「理解經驗」之前? 

若我們願意先建立理解與心理安全, 「回到學校」或許便不再只是一個被要求完成的目標, 而是一個在被理解的關係中,逐步浮現的可能性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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